但这种方式成本过高，实操性很差。

绿色投资项目往往具有投资周期长、科技含量高、不确定性强等特点，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金融产品支持。借鉴这一做法，建议设立京津冀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北京的大数据和金融科技优势将三地的金融机构、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信息充分对接，对资金和项目风险形成联防联控机制，帮助投资者对项目进行评价，防范重大生态事件和违约风险的发生。

浙江省湖州市是我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其充分利用浙江省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资源优势，建立起一套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对接42个部门数据，为数万家绿色企业提供融资、贷款、评级等金融服务。物理风险是指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气候变化，如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造成的损失与温室气体排放是正相关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作出更加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自然资源对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稀缺性特征，如果自然资源被长期过度利用，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优势，积极推动京津冀推出相关绿色金融标准，主动向全球分享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气候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绿色金融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标准制定等都离不开人才，北京汇集了国内外众多绿色产业专家，在全球绿色标准制定和绿色评价体系建设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对此，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上做了重大尝试。

当前的全球通胀只是标志着调整的开始，政府债务削减和贫富差距弥合必定是一个痛苦的长期过程。就本轮全球通胀而言，供给面的因素很多，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停产、交通阻滞以及对供应链的连锁影响，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贸易中断和其他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对产业链造成的持久影响，劳动力短缺和企业垄断增强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等等。全球通胀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无差别施加于每个国家的外部冲击，对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分工位置不同的国家，全球通胀的涵义是不同的。发达经济体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尝试，还以国家安全等为由改变贸易和投资政策，以拓展相应的政策空间，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汤铎铎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本轮全球通胀是全球经济大变局的自然演进，有其深刻而复杂的长期根源。该计划设定每月最多减少300亿美元美国国债、175亿美元机构债，三个月后月度缩减上限均提升一倍，即600亿美元国债和350亿美元机构债。

为了捍卫无限量购债的承诺，日本央行6月购买了创纪录的14.8万亿日元国债，其持有的日本国债超过总量的50%，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种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合扩张，终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6月21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泽温（Christian Sewing）指出，通货膨胀是其最担心的问题，归根结底，通胀是全球经济的最大毒药。上轮周期的顶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过渡得益于战后繁荣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

人们普遍担心，逆周期政策已经没有空间或缺乏力量来促进增长或应对下一次负面冲击。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叠加，最终导致全球出现高通胀。Stiglitz 和 Baker（2022）也指出，美国今天的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比如全球化影响更深远，工会力量明显更弱。长周期视角下的全球通胀 全球通胀更多是由国际经济大循环周期演变所形塑的内生问题，需要从更长的历史周期进行考察。

全球通胀升温引起各方普遍担忧。截至2022年上半年，全球已有超过70家央行开启加息进程。

欧央行还预计在9月份再次上调关键利率，如果中期通胀前景持续或恶化，9月份会议会有更大的加息幅度。这种观点强调是外部因素推升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一方面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卸责，另一方面也拖延了紧缩措施的及时出台。

如果把上世纪70年代的解决方案嫁接到2022年，那将是极其愚蠢的。其实，同样的断语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财政和外部缓冲，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2022年6月7日韩国货运卡车工人罢工，6月18日加拿大铁路工人罢工，6月18日英国伦敦爆发大规模游行活动，6月20日8万比利时工人在布鲁塞尔游行示威，21日、23日和25日英国4万名铁路工人罢工。比如，2022年Furman就指出，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持久的国内需求拉动型通胀和短暂的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胀，但其比例截然不同。与之相应的是全球宏观治理完全进入未知领域，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四次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0-0.25%升至2.25%-2.5%。高是高债务、高杠杆和高风险，低是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不平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世界银行则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经验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提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引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作为全球通胀的主要策源地，美联储加息步调明显偏慢，落后于经济形势（behind the curve）。

在相关因素的影响逐步消除以后，通胀自然会见顶回落。受制于庞大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固，无论是加息还是缩表，美联储的紧缩空间都相当有限。

全球通胀的直接原因和反向货币战争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供给和需求，也就是通常所说成本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如果该计划能够如期顶格执行，那么到2022年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将缩减4275亿美元，到2023年6月将缩减9975亿美元。随着通胀高企，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游行和罢工潮，抗议生活成本飙升，要求提高工资待遇。高累进税率下，贫富分化也大为缓和。

当前流行两种立场鲜明的对立观点。全球经济困局的棘手之处在于，政府缺乏干预经济的政策空间。

本轮全球通胀的未来走势 有鉴于本轮全球通胀创40年来新高，很多人就以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当下比较，也拿其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和当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比较。第一种观点将供给面因素放在主导地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危机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

其中，5月份黎巴嫩和委内瑞拉的月度同比CPI分别高达211%和167%，土耳其为61%，阿根廷为45%，都处在非常高的位置。虽然面临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但是日本央行在最近的会议上仍坚称，由于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迷，现在收紧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

从第二种观点可以引申出美国是本轮全球通胀的主要策源地，除了其本国爆发高通胀以外，也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各经济体需要的不再是压低汇率、增加出口和扩大顺差，而是货币升值、增加进口和扩大逆差，以此来遏制国内通胀。日本经济复苏进程相对滞后，政府债务负担尤为沉重，在通胀出现明显上涨之前，日本央行不会收紧货币政策。就目前经济环境而言，发达经济体并没有紧缩财政和持续大幅加息的条件。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看，6月份美国月度同比CPI为9.1%，欧元区为8.6%，日本较低为2.4%。进入专题： 通货膨胀 。

一方面，由于美元是全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强势美元会使得相关商品以其他货币计价时价格更高。全球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已经发生逆转，出现所谓反向货币战争的新特征。

以经济安全为由的一系列逆全球化操作，则很大程度上打压了全球经济的供给侧。政策利率触及零下限，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扩张空间，政府债务高企限制了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